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评价董宇辉的告别信时,确实指出了其文笔存在“华而不实、故显文艺”的问题。这一评价主要是基于董宇辉在告别信中使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而这些辞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并未能恰当地传达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读者(或听众)的感受和接受度。
董宇辉的告别信中,如“与辉同行今年1月迎来首播,我们紧张忐忑并坐而歌;3月湖北直播,荆州城楼上的风雨大作,三峡两岸的渔家船号”等句子,虽然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但也被认为过于文艺化,可能给人一种不真诚或浮夸的感觉。严锋教授认为,这种写作方式忽略了文章最重要的功能——意思的表达,而过分追求文采的炫耀。
他进一步指出,这其实是现在很多写作的通病,即“不好好说话,非要显得很文艺”。文艺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当它脱离了实际内容和场合,变得千篇一律、不顾对象时,就会成为一种毛病。严锋教授引用了孔子的话“辞达而已矣”,强调文章应以表达意思为主,而不是单纯追求文采的华丽。
此外,严锋教授还提到了近代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背景,这些运动旨在推动语言和文学的变革,让人们回归现实、回到更有效的表达和交流。他提到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和胡适的“八不主义”,都是对这种理念的践行和倡导。
严锋教授对董宇辉告别信文笔的评价是基于对文章功能和表达方式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他认为董宇辉的告别信在追求文采的同时忽略了文章的核心功能——意思的表达,因此显得华而不实、故显文艺。这一评价不仅针对董宇辉个人,也反映了当前写作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和问题。